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

「商品拜物」是馬克思從黑格爾、亞當·斯密等哲學家處借用而來、在《資本論》中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的一個概念。 「商品拜物」原指原始部落對山川樹石有靈的崇拜投射，（後又指女巫所賜的護身符）。它指的是宗教給物賦予超自然的力量，也指之後人們對物的崇拜。《資本論》的第一章指出，商品拜物教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分不開的。馬克思首先根據費爾巴哈對宗教崇拜的解釋區分了商品拜物與宗教崇拜的區別：宗教崇拜是人們創造一種宗教，然後賦予其人自身沒有的能力。而商品拜物是將商品的價值看作是它自身固有的，與生俱來的屬性，而不是人們勞動的體現。在商品拜物時，人和他的勞動通通不見了踪影，人們忘記了商品的價值體現的是人勞動的價值，而首先考慮的是商品自身的價值。演變到後來商品就等同於了價值本身。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說對商品拜物的闡釋，我們必須認清商品的以下幾個特徵。首先，產品不一定都是商品。商品的屬性是在市場交換的過程中獲得的，並非與生俱來的。這就是要認清的商品拜物的第一層虛幻。其二，產品的價值不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而是由它的交換其他商品的能力來決定。同樣，人的勞動也不是由他生產的產品的使用價值大小來決定，而是由它的交換能力來決定。其三，人的勞動也因此變為一種可以隨意買賣的商品。各種不同的勞動都可以拿到市場上來衡量，看它能換取多少物品。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變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異化，這是商品拜物教給人們帶來的又一層虛幻意識，它掩蓋了商品是人生產出來的這樣一個事實。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資本主義社會將具體的勞動變成了抽象的勞動，因而也把個體的人變成了抽象的「人」。在商品社會中，物具有控制人的力量，而人卻往往缺乏控制物的力量。在商品交換的過程中，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商品的價值是由人的勞動所賦予的，如果人不賦予物以力量，物本身是沒有任何力量的。但不幸的是在這里人的價值與物的價值被等同起來：一隻蘋果的價值和一位教師一個月的工資是可以換算、交換的，這樣人在物面前就失去了其重要的主體地位。人與人、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在商品拜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都產生了分離和異化，又由於商品拜物的虛幻色彩，許多由此導致的社會與個體的問題都被遮蔽了起來。

舉例來說，在現代社會，我們時常會發現，對幾乎所有物品，甚至是人的描述都要通過它/他/她的價格，而且似乎只有價格描述才說明問題。凡是人類能夠掌控的東西都可以用它的交換價值來衡量，最後連人類自身的價值也只能以交換價值來衡量了。簡言之，商品就是一件具有價格標籤的物品，而拜物就是給物品賦予一種靈性——這靈性就像是物品的天然屬性。兩項加的一起就是給價格一種靈性，那價格就變成是商品天然的屬性了。比如，我們讚美一隻手錶的不是它的走時準確，而是它高昂的價格；我們讚美海灘的不是它的美麗，而是它驚人的地價；我們急於送給孩子的不是他們快樂，而是昂貴的學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商品拜物時曾經有過一段精彩的比喻：他說只有使用價值的物品是沒有什麼神奇可言的，但一旦當它變成了商品（如一張木頭桌子），它就化身為神奇空幻之物了。它不僅可以雙腳站立，而且在與其他商品的交換關係中它便會倒立而行，它的商品迷魅就會飛，會走，會倒立旋轉，猶如神靈附身的神物。

在馬克思之後，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哲學家盧卡奇對商品拜物的概念進行了發展，進一步提出了「物化」（reification）的概念。盧卡奇在他 1932年出版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指出：在一個被商品拜物所主宰的時代，物化是生活的所有方面無法擺脫的共同命運。資本主義是所有經濟制度中最精明和量化最精確的一種。它把人性的、流動的、漸進的、有機的和相互關聯的一切都變成互不相關的「異化了的」客體、物件和無生命的原子。在這種環境裡，時間喪失了它可變的、定性的和流動的性質，凝固成一個界限十分明確的量化連續體，裡面裝滿了可以量化的「物」…… 。盧卡奇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明細化」（articulation）好像是一張巨大的清單，物、人、時、地，盡入賬中。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計算清楚，但被忽略或誤解的恰恰是人或事物自身，如感情、激情和機遇等「非理性」因素。盧卡奇對資本主義社會「物化」現象和它的遮蔽性的揭示對法蘭克福學派對「 工具理性」與「單向人」的批判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啟示作用。

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商品拜物給予了詮釋，而弗洛伊德卻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將人們對「物」的迷戀其做了另一番不同的詮釋。在他的《戀物》（Fetishism, 1927）一文中，他指出「戀物」是小男孩面對母親「被閹割」的身體時的心理轉移機制：當小男孩看到母親無陽具的身體時，他認為母親的陽具是被人切除了的，所以他也由此產生了一種焦慮，擔心自己的陽具也會一天被人切除，於是他以戀物的形式來取代了母親缺失了的陽具，將被剝奪了的陽具由物的形式來代替。這個理論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後現代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那裡得到了新的補充和發展。

首先，在後現代女性主義學者，特別是法國的後現代女性主義者露西·伊瑞格里（Luce Irigaray）那裡，對「女性商品拜物」(woman’s commodity fetishism )的研究成了商品拜物研究的又一個新維度。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們不僅將她們顛覆和解構的目標鎖定在父權主義的社會結構上，更將與資本主義與父權主義的勾結（其結合物為「父權資本主義」）設定為了她們顛覆與解構的對象。伊瑞格里等女性主義學者們認為，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女性本身就是市場上流通的商品。和馬克思在分析產品如何變成商品一樣，她也詳細分析了女性是如何變為商品的過程：女性首先要有生兒育女、傳宗接代和從事家務及社會勞動的使用價值，這是商品最為普通的「物質形式」，然後她們還要具備一個「價值的形式」，也就是從勞動力向價值的轉換。這個轉換必須在交換過程中完成，在與其他商品的評判高低中實現。換言之，女性作為商品的價值不在她物質形式的使用價值上，而在父權交易的價值積累承載了多少男性之間交換的需求和慾望上。同樣也是由於商品拜物的虛幻性，女性對自我的認識很多時候也就是男性對女性認識的複制，而她們卻往往看不清自己轉換為商品過程中的奧秘。

從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後殖民理論家也注意到了商品拜物這個現象，將其挪用、改造成了後殖民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與以上各種理論有所不同的是，後殖民理論家把他們的目光投向了商品拜物的「殖民凝物」（colonial fetishism）這個層面。所謂「殖民凝物」是由後殖民理論家愛德華·賽義德和霍米·巴巴所提出的，它也源於弗洛伊德的「缺失」與「閹割」情結：殖民者（西方）在面對被殖民者（東方）時，它並不是在客觀地看一個真實、多樣、並在不斷變化著的東方，它看到的是在通過攙雜了自己慾望的凝視而看到的幻想中的東方。這就是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所表述的要旨。弗氏「缺失」或「閹割」情結又被霍米•巴巴用在了他對殖民主義刻板化（stereotype）現象的分析中。他認為殖民者的身份是建立在對被殖民者的統治的基礎上的，因此前者對後者「既固定又不固定」的刻板化描述就是一種殖民凝物(colonial fetishism)的表現——即將對自我身份和主導地位不確定的焦慮投射到對被殖民者的迷戀上去。這實質上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物化」。這種殖民凝物的最好體現就是賽義德所分析的東方主義話語了，它將東方遙遠、陌生的現實用已知的知識結構去框定和描述，使之既古老又新奇、既熟悉又陌生，既遙遠又易於掌控。另一方面，被殖民者在殖民內置之後需要一種心理上的調適機制：他們在渴望成為白人卻永遠都無法實現這一終生最大願望的時候，很明顯是把白種人的膚色、種族特徵和語言（以及附加在這些特徵上的一切優越感）當作了弗氏意義上的缺失，在無法獲得它們的情況下以戀物的方式將其轉移 (displacement)、替代(substitution)。這便是法儂所說的「白面具」。

進入在20世紀80年代的信息時代之後，「商品拜物」的現象又引起了另一位法國後現代哲學家——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注意。鮑德里亞特別研究了後現代社會媒體的商品拜物現象，並將這種現象與馬克思對的商品拜物的分析結合起來，更加深刻地揭示當代信息傳媒社會中文化商品化、符號化傾向所帶來的遮蔽作用。拿電視這種媒體與人的關係來說，本是信息接受主體的人卻逐漸變成了媒體的隸屬品。這恐怕就是傳媒的商品拜物最好的離子了。電視將不同文化、不同習俗、不同階級、不同品位的人都連接的傳媒系統中，將不同人的思想、體驗、價值認同都整合在同一頻道、同一觀念模式和同一價值認同之中。這樣，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自然、人與自我的關係在電視機錢全部消失了，私人空間的公有化和世界類象的家庭化進而導致了世界的一體化，同時也加劇了後現代社會中傳媒、信息工業對人們心靈的異化。鮑德里亞不僅深刻地指出了傳媒在肢解社會心理和個人心智的健全方面造成的嚴重威脅，還注意到了帶有商品拜物教特徵的商品廣告的作用。他特別研究了通過廣告出現的商品上籠罩的文化神秘色彩，發現商品極其廣告的宣傳對人的身份具有重要的建構作用。在後現代社會裡，人的身份、地位和貴賤不再像在封建社會那樣僅僅由他的出身和地位所決定，而是由他/她使用的商品的品牌和價格來決定。一個開著凱迪拉克的人被人看作高人一等，這並不是因為車本身的實用性能所致，而是因為籠罩在車上的文化象徵意義。這樣，經過以上兩個多世紀中不同哲學家們的共同努力，以各種形態出現的商品拜物教都已紛紛解密。這對我們對今天商品社會的認識無疑是一雙必不可少的「火眼金睛」。
（陸巍）

http://www.ztgzs.net/html/ztxxb/20080716/1395.html

盖保德：防止贸易主义抬头，中国义不容辞

当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结束任期内的最后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际，人们对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普遍表示困惑及深切关注。

这种困惑主要反映在美国是否需要向中国大举借债来资助其以赤字开支来刺激经济的计划。

而这深切关注集中在中国的贸易政策将如何帮助确保这场全球危机不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人们常常听到两种说法：“中国是美国的钱袋”，及“中国有巨额外汇储备” 。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完全能自己周转资金资助这个经济刺激方案，而不用向中国伸手借一分钱。整个流程可以极为粗略的简化如下：

美联储系统只需调整其资产负债表上的条目来发行货币，用以吸纳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财政部利用国债收入按国会的拨款方案动用资金。国会同时增加财政赤字预算。这就完成了整套运作。跟中国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和其它硬货币的债务证券上。中国向来都把出口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购买这些外国债券。而中国的出口收入又源于美联储的信贷支持给美国消费市场带来的充足流动性，使得美国老百姓能大量购买中国出口产品。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才是中国的钱袋，而非相反。

再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多，用“巨额”来形容并非恰当。在这个跨境资金流动性瞬间化的时代，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量的比率是衡量软货币国家外汇储备是否充足的一个指标。按这个指标评判，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8年年初仅是其货币供应量的28%，这难道能算得上“巨额”吗？

年初韩国的外汇储备是其货币供应量的30%，而这一比率在今天看来显然不足以缓冲资本外逃带来的影响。尽管韩国央行已与美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资本外逃已导致韩元对美元汇率在今年以来大幅下跌，累计贬值近百分之四十。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加坡损失了相当于26%的货币供应。对于一个期望安全实现跨境资本流动放开的中国来说，它的外汇储备量还并不足够。

从以上及其它种种层面看来，中国经济的规模还太小——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七国集团”的十分之一——不足以成为化解目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但中国或许能在一个重要的，甚至根本的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去年全球商品服务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相对其它国家而言，这一顺差规模是巨大的。当世界各国明年进一步陷入衰退之时，中国如此大的贸易顺差将轻易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用来转移国内不满情绪的众矢之的——美国国会更是不会放过这一靶子。

上月召开的G20峰会将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与会各国的首要责任之一。中国在这一领域或许比其它任何G20成员都能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需要倾其所能大规模减少其全球贸易顺差，理想状态是在2010年左右将顺差减少至零点或扭转为逆差。中国出口额还很有可能或多或少继续增长，因此中国应大力实现其世贸承诺时间表中的最后步骤——积极拓宽进口渠道，尤其在消费品市场领域。

但愿保尔森先生在最后一届战略经济对话中已用他最具说服力的谈判技巧让中方相信迅速缩减总体贸易顺差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其它各国的利益，因为此举关乎保护中国及其它国家严重依赖的国际贸易体系。如果中国能及时缩减贸易顺差，相信在两年之内下届美国国会选举之时，这一成就将赢得广泛肯定和感激。

盖保德(Albert Keidel)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南华早报》，2008年12月6日

卡内基中文網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

今天下午，联合国接着讨论如何讨论“共同愿景”的问题。5位发言人发完言，乌干达谈判代表，一个白胡子老头要求提问。他说：“这5位同事说的太好咧！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我以前遇到这种发言，都会睡大觉。”

场下立刻爆发出一阵窃笑，真是“理解万岁”啊！

笑声未落，白胡子老头立刻将了大家一军：“但是这次我听进去了！于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有有限的经费，你们将如何分配呢？”于是，各位代表不得不纷纷表态，说一定把钱用在最穷的国家身上，这当然包括乌干达。

什么叫笑里藏刀？！

接着，中国代表又向刚刚发完言的日本代表提了个问题：“既然你们说到‘生活方式的革命’，并且说要放弃泡澡，改成每天洗15分钟淋浴。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就连每天15分钟的淋浴都洗不起，请问你怎么对他们进行‘生活方式的革命’呢？”

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控诉，这里面暗含的意思大家不难猜到吧？确实，这是联合国会议，最高级别的国际谈判，没人他妈跟你开玩笑。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私下说过，气候谈判是冷战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谈判，因为它谈的不是气候，而是国家的发展权。正是在发展权这个问题上，穷国和富国有着非常不同的标准，小岛国和产油国有着完全不同的需求，所以才会吵得不可开交。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次大会在“共同愿景”这个问题上吵得最凶。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共同愿景”是由科学决定的，但是，在现实世界，谁都不肯为科学让步。因为科学预测的是“地球”的未来，而各个“国家”则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需要，谁都不愿意被一个“共同愿景”捆住手脚。

有人会问：既然如此，还瞎鸡巴谈什么啊？但国际谈判就是这样，虽然道理大家都懂，但代表们起码在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形象，不能撕破脸。于是，外交技巧就派上了用场。我来参加这种会，最喜欢看的就是各国代表吵架，可好玩了，很能反映各个国家的性格。一位中国资深谈判代表回忆说，在气候问题上，美国虽然是流氓，但表里如一。他们毫不掩饰，公开说京都议定书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不能签。相比之下，俄罗斯就比较没有道德，出尔反尔，虽然也号称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但实际上从中捞到了很多实惠。另外，在他看来，欧盟很虚伪，他们之所以在气候谈判方面非常激进，正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落后于美日，但在清洁能源上的技术比美日先进，所以气候谈判是欧盟赶上美日的最佳时机。

以上是这位代表的个人看法，对此我不予置评。

因为大会最通用的语言是英语，有很多国家都雇佣了说英语的律师来代表他们发言。中国代表团大部分人都懂英语，有时急了也会直接用英语回答，但大多数时候为了外交需要，都说中文。中文一翻译出来就不好玩了，也不够刺激。比如，那位中国资深谈判专家告诉我，中国以前的代表团里有位资深外交家，名叫钟述孔，曾经给周恩来做过翻译，英语极佳。他是个老革命，坚信气候谈判是西方借机压迫中国。有一次，大家讨论小岛国被海水上涨淹没的危险，需要补偿。英国代表大言不惭地说，英国也是岛国，也需要补偿。这时钟述孔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用英文说：“You are not small island, you are Great Britain!”

可惜，中国现在的外交人才远不如那个时候多，要不怎么会让秦刚当上了外交部发炎人呢？看看人家小日本，首席发言人居然是一个染了一头黄毛，看上去只有30多岁的小年轻：

（左边就是这位小黄毛，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

那么，这位小黄毛是怎么回答中国代表提问的呢？只见他面带微笑地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确实很喜欢泡澡。我原来每天泡一个澡，现在改成每周只泡3 回，这就是进步嘛！再比如，以前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空调都开的很足，现在就要求大家再多穿件衣服，空调就可以降几度。所以，日本代表团所说的‘生活方式革命’，指的是思想上的革命。”

几句话，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中国代表的咄咄逼人。就这样，事情的真相就在这种太极推手中被推掉了。

http://www.bullog.cn/blogs/immusoul/archives/231947.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