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雷先生逝世三年中，我精神上常常有一種意境。凄迷隱約中，與他訴說生平。時間不只是曉風殘月。空間則不出於金陵、錢塘與重慶。布雷先生離開人間愈久，我想這種意境在我心神中，將永遠延續下去。昔賢詩云：「別時一慟涕縱橫，世事蒼茫幾更。」三年前今日，我們在南京殯儀館中的一慟欲絕。現今時序推移。我對於布雷先生的印象，不是那樣凄絕，而是一種永恒的寧靜回憶。三年來我精神意境中的布雷先生，是寧靜、超脫、堅定而情意十分醇厚的一位鉅人長者。世事蒼茫的變化中，看不見這位鉅人長者，聽不到他的言論謦欬。而他的典型神味，只在我似夢非夢的意境中，與他訴說平生。明天是他逝世三週年紀念，我想把過去二十餘年中幾段回憶，拉雜記在下面：
約在民國十一二年間，我因先生介弟行叔（訓恕）而識先生於商報舘（行叔天資卓絕，在校學行冠於儕輩，畢業後執教於光華大學，民十五赴法留學，研究歷史經濟，造詣甚深。民十九我由倫敦經柏林繞道美國歸國。陽曆除夕午夜，有人扣扉甚急，啟視之乃行叔也。余在歐漫遊。與之始終相左。今邂逅逆旅中，相見驚喜。抵掌談天下事，微明辭去。言翌晨返巴黎。二十年春予歸抵南京。住中央飯店。一日布雷先生走告行叔死矣，閉門相向哭絕哀。）在我首次拜訪之前。我有兩篇文章投商報，似是論太平洋會議的。有一天星期六下午，行叔約我同去看他，因為當時我和行叔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只有星期六下午方得出校。我們一見面。布雷先生盛稱我的作品，給我極大的鼓勵。我在幼時做過多年的策論史論。那與報舘評論與專論，性質十分相近。兼以那時在大學中所讀的功課，多半為政治與歷史。經過布雷先生鼓勵我，我經常替商報寫文章。等於我在學塾時做窓課。嗣後常在星期六下午去看布雷先生，他常請我們到飯店弄堂寧波小舘去小酌。席間座客不過三四人。民國十三年冬天，濟、盧戰爭未終，京、滬路中斷，寒假中我留在上海，當時上海報界陰曆過年停版七天。有人借商報出年報。我天天晚上去商報寫雜評。商報當時經濟奇窘。兩大間編輯室，勉强生了一個火爐。但是我們在其中，幾包花生米，其樂無窮。有時布雷先生夜深偶然到了，我們更覺得一室生春。公展先生是要聞主編。他的工作緊張，很少時間可以隨便談天。我與商報舘，有三四年的歷史關係，各種文章寫過篇數不少，從來沒有支過一文稿費。但當時我從梵皇渡到租界，幾視望平街和我的老家一樣。可以想見布雷先生當時對靑年們吸引力之大。
民國十六年國府定都南京。布雷先生由浙江省政府秘書長調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當時我在宣傳部服務。中央黨部由鐵湯池遷到成賢街。我們的辦公窒，只隔一個天井。當時他住在鐵湯池丁公舘。其臥室原為張靜江先生所居。門口貼着很大的字條「張主席……」因張先生很少來，故那年整個夏天，布雷先生始終住在那幾間房內。當年八月，時局發生變化，記得有一次紀念週，平時每次出席的幾使如胡漢民、戴季次先生等都缺席。臨時拉了一位鄧澤如先生做主席。他一口廣東話，臺下懂的人很少。從那天起，中央許多重要的人，連袂離京。謠言繁多，人心也隨之浮盪。當時布雷先生還住原處。他的情緒不甚安定，且染了重性感冒，臥牀數日。那時正在八月中旬，天氣酷熱。我每天上下午都去為他照料。有一天我對他說，我們也可離開了。他沒有作聲，第二天下午，我在宣傳部借了一輛汽車，開到丁公館門口。把他的行李裝在車內，陪他同車到下關。當時車站秩序已經不好。我們沒有買票，便擠進車廂。在一個二等車廂中，兩人對坐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上海，我陪送他到新閘路公舘。
民國二十一年冬天，布雷先生由上海去漢口，大概是去擔任侍從室的事。我和公展先生各另有事去漢口謁見總裁。我們三人同坐長江輪。由上海到漢口，當時大菜間乘客不多。我們在船上，三天四夜，眞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輪船經過各碼頭，除非探夜，我們都上岸去盤桓。那天月色皎潔，我們在甲板上，盡量欣賞大江的景色。到漢口後，布雷先生即到武昌去，他只和我們逛過一次黃鶴樓。楊暢卿先生常在晚飯後找我們談天。從那時侯起，布雷先生全部時間集中在侍從室的工作。
西安事變一段時間。南京在極度的憤怒情緒中。布雷先生當時的神情，特別的憂傷與沉鬱。有幾位與他接近的朋友，深恐他以身殉領袖。我們幾位至友，相約輪流陪伴他。我當時在中央日報，雖然晝夜緊張，然終設法騰出若干時間去陪他。在當時，相見時多半是相對無言。那年年底他隨總裁到奉化去。當時東南日報新厦落成，我從南京去杭州參加盛典。第二天總裁由奉化到杭州。布雷先生同來。我們在大華飯店邂逅相見。後來屺懷先生搬來同住。本來我想當天離杭。他慇慇留我多住一二日。在那幾天中，他陪我遊靈隱、遊西湖、還遊一次天竺。那幾天中眞是相見如平生歡。可惜我不能久留，匆匆離杭回京了。
抗戰起後，我在當年十月末奉派去歐洲，當時預定的行程，是先到意大利，經巴黎到比京白魯塞爾，（時九國公約會議將開會）再轉倫敦。我離南京那天為時極早。後來知布雷先生做了幾首詩送我。詩柬送來時我已動身。後來輾轉寄到羅馬。中間有一句「君是中華瑪志尼」。我離開香港。在船上沿途聽到抗戰軍事的敗訊。到倫敦時，正是南京臨危，政府播遷。海外各使舘與國內不通消息者，達半月之久。二十七年二月底，初接布雷先生從漢口寄倫敦的信。記得信中有江南千里，公私塗炭之語。後來來信囑我留歐到冬天再回國，但我因公私迫促，在四月間即離英歸國。五月十三日由香港飛漢口，住在法租界一家外國旅舘。晚間布雷先生特由武昌渡江來看我，相見唏噓，幾如隔世，兩個月後，我由長沙經漢口飛渝。在機場遇到警報，我在武昌路途不熟。當時只得乘原車到胭脂坪布雷先生辦公處。詎下車已屆緊急警報。那天敵機集中轟炸胭脂坪侍從室。防空洞中電燈泡紛灰震落如雨。警報解除後，知左右鄰居皆中彈。布雷先生臥室窗格皆墮落。當時日本同盟社謠傳我們兩人都在武昌炸死。我因趕乘飛機，出防空洞後，無言握手而別。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布雷先生五十生辰。前幾日他和我商量，他想避開一二日。我當時住在領事巷康心之先生公舘。地方幽靜而寬敞。我邀他到我處住兩天。他深為贊成。壽辰前夕下午，他便移居領事巷。我事前商得康先生同意，在我臥室裡間套房為他預備臥具。事前我為他準備請客一桌，在麼寓餐室佈置一簡單壽堂。我撰書一壽聯，懸在堂內。高燒紅燭一對。錢新之、葉琢堂兩先生各送大花籃乙隻。晚餐時座客到者，于先生、葉琢堂、張季鸞、錢新之、邵力子、吳南軒諸先生及康氏昆仲三人。晚餐後，有人提議今夕應陪壽翁雀戰。因知布雷先生不僅抗戰後從未作此消遣，離開記者生活後即絕少有此娛樂。當時新之先生酒酣，提議張季鸞、邵力子兩陪先生與我壽翁入局，說是四位新聞記者打麻雀。更推老記者于先生觀戰。我們一共打了八圈，布雷先生對「自摸双」與「四五六」，仍感極大之興趣。八圈旣畢，時間尚未過午夜，我們復吃咖啡談天。布雷先生當天的神情，眞是和諧而愉快。多年來我沒有看見他那樣輕鬆而活躍。我們回到臥室，再談一回分別就寢。第二天早晨朱騮先先生來賀壽。布雷先生說不好了，這裡也不能安居了，午飯後便回美專街照舊辦公去。
布雷先生從政二十年，比較他從事記者的時間，要超過一倍。但在他二十年從政中，我們從旁窺見他的內心，實時時不忘重理舊業。他對新聞界中朋友，隨時鼓勵不要離開自己的崗位。在民國二十九年秋間，我因接受監察院之聘而脫離中央日報。那年九一節，他特為寫一封長信給我，為我離開報舘而惋惜。為當時戰時首都少一個新聞從業員而歎息。抗戰勝利後，他時時總想回到上海去做記者。三十六年間我辭去江蘇監察使，專辦新聞報。政府明令發表之日，他由南京特為寄書對我道賀並致其欣羨。書中說：「兄今眞為獨立與自由之記者矣」。勝利後他偶到上海，常常召集申、新兩報同人談話。尤其對申報的各部編輯人，且分別談話。他對新聞事業興趣之濃厚，與認識之眞切，當世眞無幾人。新聞記者與政治生活，距離過近。然而從政過的新聞記者，常想回頭當記者。這是我們數十年中所熟聞而親歷。布雷先生從政的二十年中，真是參加高級政治 High Politics。其於政情宦海之內容，較任何人知之深切。他知我的個性最深，我的素性不覊，他是最優容我的一人。對他二十餘年的親炙，使我對宦情索然。他始終期望我做一個獨立自由的記者，眞是我生平最深的知己。
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終想替他解憂。後來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憂，是無法解除的。因為私憂可以解除，公憂是難於解除的。布雷先生終身之憂，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而終朝戚戚的，是天下國家之憂，他憂天下國家之憂，他憂領袖之憂。天下國家之憂無窮。領袖之憂亦無盡。仁人君子又豈能有一日之歡。記得珍珠港事變那一天，陳芷町先生在電話中與布雷先生談話。談到今後時局，在電話中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當時重慶的興奮，這一聲歡呼可以代表一切。大家認為天下大勢從此定矣。但是布雷先生當時便蹙額說：「且慢高興，問題正多着哩。」這兩句話，正是籠罩了抗戰後期的種種。「君子有終身之憂」。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寫照。他的憂時憂國，可絕不是消極與悲觀。此在他許多遺書中可以窺見。三年前今日。我由上海趕去南京，在車中作聯哀輓：「血淚伴忠魂，江山無恙；死生關大計，社稷有靈。」在他逝世三週年，我們對於江山社稷的信念，格外可以堅强而無疑了。
關於布雷先生的行誼思想，可以寫的地方太多，但我認為寫歷史寫傳記，應該離哀當時的環境，愈遠愈好。忠於時代，忠於歷史的人，對我這個意見，大概可以同意罷。今天布雷先生三年之喪，已屆終了。上面拉雜所書，僅僅三十年來幾件私人間印象比較顯著之事。也是生死患難中一段重要因緣。然而此中消息，有不止朋友悲歡離合之情。三年來我在午夜夢回時，在曉窗殘月時，時時神遊此境。拉雜書此，敬對布雷先生，重訴生平！
（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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