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山：年度好書評選紛紛放榜 2011哪些書讓你念念不忘

年度好書，誰說了算？也許，作為信譽、專業和集體認同的結果，各大媒體評選的各類年度圖書排行榜可以作為一項參考，但閱讀更多時候是一種個人行為。一本衆口稱讚的書，你只翻了十幾頁就扔到一旁，而一本默默無聞的小冊子，卻可能被你視若珍寶，反複品讀——想必這是很多人都曾有過的經歷。本版提供幾個影響比較大的榜單，只希望能給讀者提供一個參考而已。

媒體榜單

●《新京報》年度好書：年度圖書(總榜)是《資中筠自選集》，年度文學圖書是格非的《春盡江南》，年度商業圖書是《史蒂夫·喬布斯傳》，年度社科圖書是《批評官員的尺度》，年度歷史傳記圖書是楊天石《帝制的終結》，特別致敬《朱鎔基講話實錄》。

●《光明日報》「光明書榜」：《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朱鎔基講話實錄》、《中國震撼》、《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2030中國》、《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古爐》、《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史蒂夫·喬布斯傳》、《冷浪漫》。

●鳳凰網好書榜：《百年孤獨》、《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批評官員的尺度》、《資中筠自選集》、《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理想藏書》、《辛亥革命實績史料彙編》、《史蒂夫·喬布斯傳》、《寡人》。

●台灣《中國時報》「2011開卷好書獎」：王安憶的《天香》、韓少功的《鞋癖》、林俊穎的《我不可告人的鄉愁》，紀蔚然的《私家偵探》、吳明益的《複眼人》、黎紫書的《告別的年代》、趙剛的《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陳曉蕾的《剩食》以及下山操子撰寫的《流轉家族》。

●美國《時代》周刊年度好書：非小說類：《1493》(查爾斯·C·曼)、《史蒂夫·喬布斯傳》(沃爾特·艾薩克森)、《地獄》(馬克思·黑斯廷斯)、《人人都愛我們的城市》(馬克·亞姆)、《信息》(詹姆斯·格萊克)；小說類：《與龍共舞》(喬治·R·R·馬丁)、《蒼白國王》(戴維·福斯特·華萊士)、《奇跡國度》(安·帕切特)、《開放之城》(泰茹·科萊)、《早早出發，帶著小狗》(凱特·阿特金森)。天天

失敗之書

「失敗之書」的列舉和批評，並不表示那些書一無是處，但考慮到那些書影響較大，更容易對讀者產生誤導，批評意在向讀者提供一個提醒。

●《貨幣戰爭3》、《貨幣戰爭4》、《貨幣戰爭(升級版)》：宋鴻兵的系列著作幾乎受到專業人士的一致批評，但暢銷依舊，說到底，是因為他的陰謀論的思路，本來就符合人類的某種心理。他的書提供了一個大的背景和脈絡，一般人看看也未必有害，只要在見解上保持警惕即可。

●《于丹趣品人生》：于丹這次不光是講孔子、莊子，而是通過講古代名人、文人的生活故事，繼續灌輸她的「心靈雞湯」。但要看「心靈雞湯」，倒不如直接看《讀者》好了。

●《南渡北歸》：文字表達不佳，但從普及角度看，提供了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歷史的文本，對於一般人來說，材料扎實，恐怕是最大的優點。但實際上作者的材料和見解多是轉引別人的著作，作者其實只是剪刀加糨糊而已。

●《城邦暴力團》：號稱「金庸之後最偉大的武俠小說」，根本名不副實。作者在歷史方面知識很多，舊體詩詞方面也有基礎，但運用到小說中卻很拙劣。開頭的陣勢拉得無比巨大，但後面卻上氣不接下氣，在故事上根本是虎頭蛇尾之作。

●《劉心武續紅樓夢》：作者從自己的思路研究《紅樓夢》，盡管屬於「索隱派」的性質，但作為一家之言，也未嘗不可。但按照自己「索隱」出來的結果寫成小說，妄想將自己的思路「經典化」，就未免多此一舉，也是徒勞之舉了。

●《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重新解讀，或說是正面解讀《清帝遜位詔書》的憲政意義，對一個儀式意義為主的「文件」進行較真的闡釋，可以說表現出一個憲法學者的一偏之見；不過，它可以啟發我們對立憲問題和中國立憲史的重視，也有學術價值。

●《我想重新解釋歷史：吳思訪談錄》：吳思提出「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為觀察歷史提供了一種「民間」的視角，容易引人入勝；但從專業角度，畢竟只是野狐禪，憑此就想「重新解釋歷史」，是不可能的任務。此書是他訪談的結集，無非是他的歷史觀的稀釋。

阮大山
中國新聞社2011-12-30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公眾大會上

馬克思

先生們！

英國穀物法的廢除是自由貿易在19世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在廠主們談論自由貿易的所有國家裡，他們主要指的是穀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貿易。對外國穀物徵收實行保護關稅，這是卑劣的行為，這是利用人民的飢餓進行投機。

廉價的麵包，高額的工資，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資百万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他們的熱情已經感染了他們在大陸上的同夥。總之，人們要求自由貿易，是為了改善勞動階級處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盡辦法讓人民得到廉價的麵包，而人民卻毫不領情。現在英國的廉價麵包，如同法國的廉價政府一樣，都信譽掃地。人民把那些充滿獻身精神的人們，包令、布萊特一類人及其同夥，當做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無恥的偽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國，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鬥爭被稱為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之間的鬥爭。

現在我們來看看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證明促使他們起來行動的那種高尚情感的。

他們向工人這樣說：

穀物稅是工資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交納的稅；你們陷於貧困，是因為生活資料的價格昂貴。

工人反過來問廠主們：在最近30年中，我們的工業獲得巨大發展，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卻大大超過了糧價的上漲率，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對每一個工人來說，每週約計3便士；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從每週28先令降到5先令，而在1823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自動工廠織工的工資從每週20先令降到8先令。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3便士。而在1843年，麵包價廉，市場繁榮的時候，你們對我們說過什麼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這就是當時你們自己對我們說過的話，同時你們還制訂了新的濟貧法，設立了習藝所這種無產者的巴士底獄。

廠主對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對，決定工資水平的不僅是穀物的價格，而且還有供給的人手之間的競爭。

但是請你們仔細地想一想：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礫構成的。或許你們還以為可以在花盆裡種植穀物呢！要是我們不是慷慨地獻出自己的資本和勞動，用來耕種不毛之地，而是撇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麼，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廠都關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廠城市，而歐洲的其它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

可是廠主和自己的工人們的這番談話被一個小商人打斷了。他向廠主說：

如果我們廢除了穀物法，那麼我們就荒廢了農業，但是我們也不會因此而迫使其它國家關閉它們的工廠來購買我們的工廠的產品。

結果將怎樣呢？我將失去現在農村的主顧，而國內貿易也會喪失市場。

廠主拋開工人轉過身來回答小舖主說：這件事就听之任之吧。一旦廢除了穀物稅，我們就會從國外得到更廉價的穀物。那時，我們就會降低工資，同時在那些供給我們穀物的國家裡，工資卻會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我們已有的那些優越條件之外，又加上更少的工資，有了這一切優勢，我們就能迫使大陸購買我們的產品。

可是，現在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也插進來爭論了。

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將如何呢？

難道我們應該把養育我們的農業宣判死刑嗎？難道我們能夠聽任別人斷絕我們的生活來源嗎？

反穀物同盟卻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於給三部論述廢除穀物法對英國農業產生有益影響的優秀著作頒發獎金。

獲得這種獎金的是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已有成千上萬冊在農村流傳。

其中一位獲獎者企圖證明，自由輸入外國穀物既不會使農場主吃虧，也不會使僱傭勞動者吃虧，吃虧的是只是地主。他大聲疾呼：英國農場主不應該害怕穀物法的廢除，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英國那樣生產如此價廉物美的穀物。

因此，即使穀物價格下跌，也不會使你們遭致損失，因為這種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縮減，但絕對不會傷及工業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會保持在過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獲獎者是莫爾斯先生。他相反地斷定，廢除穀物法的結果是穀物價格上漲。他挖空心思力圖證明，保護關稅從來都沒有能保證穀物得到有利的價格。

他引用事實來證實自己的論點說，在英國，每當輸入外國穀物的時候，穀物價格總要大大上漲，而當進口減少的時候，穀物價格便急劇下跌。這位獲獎者忘卻了不是進口引起價格上漲，而是價格上漲引起進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獲獎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斷言說，每次穀物價格上漲總是有利於農場主和工人，而不利於地主。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廠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為大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於重複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穀物法之所以會引起地租的上漲，只是因為穀物法會引起穀物價格的上漲，而穀物法之所以會引起穀物價格的上漲，正是由於穀物法會迫使資本投於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由於外國穀物不能輸入，就不得不去開墾肥力較差的土地，耕種這種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既然穀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證，那麼穀物的價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土地的產品價格的調節。這一價格和優等地的生產費用間的差額便構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廢除穀物法而降低了穀物價格，從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麼，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不再沒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農場主的破產。

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話，作這幾點說明是必要的。

他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農業的小農場主，可以去工業中謀生。至於那些大農場主，則必然在農業中取勝。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他們，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極長的租約。這就有可能使這些農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採用機器，從而也就節省了手工勞動，但手工勞動也將由於工資的普遍下降（這是廢除穀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對所有這些論證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認。他在一個公眾集會上大聲說：「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顯然，這種虛偽的說教根本不能使工人為麵包跌價而感到欣喜。

其次，對於廠主那種單憑一時心血來潮而發的慈悲，工人又怎麼能夠相信呢？要知道對於將工廠工人的工作日從12小時減到10小時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反對最力的，正是這些廠主們！

為使你們對廠主的慈悲得到一個概念，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廠都採用的廠規。

任何廠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套規程，其中規定對一切有意無意的過失都處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語或談笑，遲到了幾分鐘，損壞了機器的某一部件，或者製品的質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實上罰款往往超過工人實際造成的損失。為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廠的鐘點撥快了，發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頭要是沒有足夠的花招來增加犯規數字，便被辭退。

先生們，你們看，這種私人立法的建立是為了製造過失，而製造過失卻成為生財之道。因此，廠主不擇手段，竭力減低名義工資，甚至還要從這些並非由於工人的過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處。

這些廠主正是力圖使工人相信只要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他們是能夠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這樣一來，廠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廠規用最卑劣的手法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犧牲借反穀物法同盟來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耗費巨大的開銷來建築宮殿，反穀物法同盟在這些宮殿裡也設立了自己的某種類似官邸的東西，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花費巨額資金拉攏報刊。為了領導自由貿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機構，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這樣的群眾大會上，一個工人大聲喊道：

「要是地主出賣我們的骸骨，那麼，你們這些廠主就會首先買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麵粉！」

英國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業資本家之間鬥爭的意義的。他們很了解，人們希望降低麵包價格就是為了降低工資，同時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業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國自由貿易派的傳道者，本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的本土耕作而找尋新的市場以便獲得更廉價的穀物的話，那麼，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會增加。農產品的跌價不僅降低了農業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產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工資。」

先生們，請不要以為工人在穀物價格較賤時至多收入4法郎，而過去卻收入5法郎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

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來難道不是越來越低嗎？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難道這還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實際上還遭受更大的損失。

當穀物的價格和工資都同樣處於較高的水平時，工人節省少許麵包就足以滿足其它需要。但是一旦麵包變得非常便宜，從而工資大大下降，工人便幾乎根本不能靠節約糧食來購買其它的東西了。

英國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並沒有被自由貿易派的幻想和謊言所欺騙；儘管他們同自由貿易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但是那隻是為了消滅最後的封建殘餘並僅僅同一個敵人進行鬥爭。工人並沒有估計錯：為了向廠主進行報復，地主和工人聯合行動使十小時工作法案獲得通過；工​​人們30年來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穀物法後，就立即實現了。

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從口袋裡取出一份長長的統計表，他想論證，為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消費，英國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雞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卻忘記了告訴你們，就在這個時候，由於危機來臨，曼徹斯特和其它一些工業城市的工人卻被拋到了街頭。

在政治經濟學中，原則上決不能僅僅根據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證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證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

顯而易見，當一切商品跌價時（這種跌價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一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它任何別的法郎一樣，具有同等價值。因此，自由貿易對工人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裡只產生了一個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說，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必須先以自己的勞動去交換資本。要是當他進行這種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它一切商品又在跌價的話，那麼他的這種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並不在於證明當一切商品跌價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經濟學家總是在勞動與其它商品相交換的時候去觀察勞動價格。可是他們卻把勞動與資本相交換這一環節完全置之度外。

當開動生產商品的機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時，則保養被稱為勞動者的這種機器所必需的東西，同樣也得跌價。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麼，同是商品的這種勞動的價格也同樣降低了。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勞動這種商品的價格的下跌較其它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時候，仍然繼續相信那些經濟學家的論據的勞動者將發現自己口袋裡的法郎已經融化，剩下的已不到5甦了。

於是經濟學家們會對你們說：好吧，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會減少）很快會使工資和低廉的商品價格互相一致起來。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價格會導致消費的增加；大量的消費需求要求大量的生產，而大量的生產又引起了對人手需求的增加；對人手需求增加的結果將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據可以歸結如下：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如果工業發展，如果財富、生產能力，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那麼，勞動價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擴大是對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這一點必須同意。要是資本停滯不動，工業卻不會停止不動而是會垮台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工業垮台的第一個犧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將先於資本家而死亡。而在資本擴大時，就像上面所說的，在對工人最有利的情況下，工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還是一樣會死亡。生產資本的擴大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擴大和機器的更廣泛的使用。分工的擴大使勞動的專門技能，勞動者的專門技能化為烏有，從前需要用這種專門技能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從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了。

這種競爭之所以更趨激烈，是因為分工使一個工人可以完成三個人的工作。機器的採用在更大規模上產生了同樣的結果。生產資本的擴大迫使工業資本家採用不斷擴大的生產資料進行工作，從而使一些小企業主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隊伍。其次，因為利息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只好到工業中去工作，從而擴大無產者的人數。

最後，生產資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為市場（這種市場的需求它並並了解）而生產，生產就越是超過消費，供給就越是力圖強制需求，結果危機的發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頻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機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擴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樣，隨著生產資本的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更劇烈了。大家的勞動報酬都減少了，而一些人的勞動負擔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徹斯特36個工廠中有1088個紡紗工人。到1841年紡紗工人總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卻比1829年的1088個工人所照管的還要多53353個。假定採用手工勞動的數量隨著生產能力的發展而相應增長的話，則工人的數量應達1848人;也就是說，機械的改進使1100個工人失去了工作。

經濟學家們的答复，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會說，失去工作的人會找到別的職業。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沒有忘卻引用這個論據，同時也沒有忘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萬倫敦織布工人為題發表了演說，這些工人長期以來徒勞無益地尋求自由貿易派向他們許諾的虛無縹緲的新職業而處於飢餓潦倒之中。

讓我們從包令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處的貧困是所有從事這類勞動的人的必然遭遇，因為這種勞動易於學習，而且隨時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減少，就會引起危機。手工織工好像處於人生的邊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點輕微的振盪，就足以置他們於死命。機械的進步使手工勞動越來越被排擠，因此在過渡時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時的苦難。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個人的不幸作代價才能取得。工業的發展總是靠犧牲落後者來完成的;在所有的發明中間，只有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對手工織工的命運影響最大。在許多手工製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已經被排擠了，而在迄今尚用手製做的許多其它製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也將被擊敗。」

他接下去說：「我這裡有印度總督跟東印度公司的往來信件，其中論及達卡地區的織布工人。總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幾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購入600萬到800萬匹當地手機織成的棉布。後來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減到100萬匹。

現在需求幾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從印度得到的棉布約為80萬匹。1830年印度輸出的還不到4000匹。而1800年裝船運送到葡萄牙的棉布，還有100萬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過2萬匹。

關於印度織工苦難的報告是可怕的。但是這些苦難的原因何在呢？

在於英國產品在市場的出現，在於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來進行生產。大量的織工死於飢餓，其餘的人則轉入其它行業，特別是轉入農業勞動。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國的棉布和棉紗充斥達卡地區。以美觀和耐久著稱於世的達卡細棉布，也由於英國機器的競爭而完全絕跡了。象東印度的整個階級所受的那種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只上都很難找到第二個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實是真實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為出色。但是他力圖掩蓋這些事實時所使用的措詞，和自由貿易派的一切說教一樣，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寫成應該以更廉價的生產資料來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他所說到的這種勞動看作完全特殊的勞動部門，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機器也看作特殊的機器。他忘記了，任何一種手工勞動總有一天要經受手工織布勞動的命運。

「實際上任何機器設備的改進，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圖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勞動，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勞動代替成年男工的勞動，用非熟練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的手工業工人的勞動，以求降低勞動的價格。在大多數機器紡紗廠中，紡紗的盡是些16歲及16歲以下的小姑娘。由於用自動紡紗機代替了簡單的騾機，大部分紡紗工被解僱，留下的僅是些少年兒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是對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令先生談到某些個人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個階級於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的暫時的苦難，而且毫不諱言，這些暫時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存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變。如果他進一步說，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業的進步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麼，他也就等於承認勞動階級打苦難就是資產階級福祉的必要條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給予奄奄待斃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補償理論總的來說可歸結如下：

成千上萬的奄奄待斃的工人們，你們不應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平靜地死去。你們的階級不會絕種的。它將永遠保有足夠數量的人聽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保存工人這種可供其不斷地剝削的材料，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運用呢？

那麼，為什麼還要把關於實現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作為未解決的問題來談呢？從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學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礙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這些規律的作用隨著自由貿易的實現而加強。其中第一條規律是說，競爭把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什麼是最低工資呢？這就是說，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後代，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資恰好就是為生產這些必需品所必要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認為工人只能得到這種最低工資，也不要認為他所得到的總是這種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時也有較幸運的時候。有時他的所得也會多於這種最低工資，但這種多餘部分不過是補充了他在工業停滯時期所得低於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這就是說，工業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諸階段而形成一種反复循環的周期，在這一定的周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於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於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來，那麼它所得的總額恰好是這個最低額；換言之，工人階級只有經歷一切苦難和貧困，在工業戰場上拋下許多屍體，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保存下來。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階級還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數量還在增長。

事情還不止此。隨著工業的發展，出現了更廉價的生活資料。於是，燒酒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麵包。

因而，由於不斷地找到以更廉價更低劣的食品​​來維持勞動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這種工資迫使人為了活下去而去勞動，那麼，到最後就把人變成機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價值只不過在於他是一種生產力而已；資本家就是這樣來對​​待工人的。

隨著經濟學家們的前提，即自由貿易的實現和成為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顯現出來。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嚴厲打擊。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係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為顯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穀物法，不再有海關，不再有城市進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仍然抱怨的造成自己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況都全部消失，那時，一向掩蓋著他的真正敵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開了。

他將看到擺脫羈絆的資本對他的奴役並不亞於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對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受自由這個抽象字眼的蒙蔽！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個人在對待另一個人的關係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家壓榨勞動者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麼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為自由的觀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個國家裡，自由貿易在不同階級之間會產生怎樣的一種友愛。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友愛關係，這種友愛關係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更多地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對這個問題所散佈的詭辯上，這些詭辯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證完全一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種分工將規定與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相適宜的生產。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種情況：正如一切都已成為壟斷的，在現時，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它部門，並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於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本身在貿易中比其它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幾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麼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為我們之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擁護者。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裡（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1848年1月9日）

（任衛東根據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15-229頁輸入）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2.htm

程滄波：重訴生平――為陳布雷先生逝世三週年作

在布雷先生逝世三年中，我精神上常常有一種意境。凄迷隱約中，與他訴說生平。時間不只是曉風殘月。空間則不出於金陵、錢塘與重慶。布雷先生離開人間愈久，我想這種意境在我心神中，將永遠延續下去。昔賢詩云：「別時一慟涕縱橫，世事蒼茫幾更。」三年前今日，我們在南京殯儀館中的一慟欲絕。現今時序推移。我對於布雷先生的印象，不是那樣凄絕，而是一種永恒的寧靜回憶。三年來我精神意境中的布雷先生，是寧靜、超脫、堅定而情意十分醇厚的一位鉅人長者。世事蒼茫的變化中，看不見這位鉅人長者，聽不到他的言論謦欬。而他的典型神味，只在我似夢非夢的意境中，與他訴說平生。明天是他逝世三週年紀念，我想把過去二十餘年中幾段回憶，拉雜記在下面：

約在民國十一二年間，我因先生介弟行叔（訓恕）而識先生於商報舘（行叔天資卓絕，在校學行冠於儕輩，畢業後執教於光華大學，民十五赴法留學，研究歷史經濟，造詣甚深。民十九我由倫敦經柏林繞道美國歸國。陽曆除夕午夜，有人扣扉甚急，啟視之乃行叔也。余在歐漫遊。與之始終相左。今邂逅逆旅中，相見驚喜。抵掌談天下事，微明辭去。言翌晨返巴黎。二十年春予歸抵南京。住中央飯店。一日布雷先生走告行叔死矣，閉門相向哭絕哀。）在我首次拜訪之前。我有兩篇文章投商報，似是論太平洋會議的。有一天星期六下午，行叔約我同去看他，因為當時我和行叔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只有星期六下午方得出校。我們一見面。布雷先生盛稱我的作品，給我極大的鼓勵。我在幼時做過多年的策論史論。那與報舘評論與專論，性質十分相近。兼以那時在大學中所讀的功課，多半為政治與歷史。經過布雷先生鼓勵我，我經常替商報寫文章。等於我在學塾時做窓課。嗣後常在星期六下午去看布雷先生，他常請我們到飯店弄堂寧波小舘去小酌。席間座客不過三四人。民國十三年冬天，濟、盧戰爭未終，京、滬路中斷，寒假中我留在上海，當時上海報界陰曆過年停版七天。有人借商報出年報。我天天晚上去商報寫雜評。商報當時經濟奇窘。兩大間編輯室，勉强生了一個火爐。但是我們在其中，幾包花生米，其樂無窮。有時布雷先生夜深偶然到了，我們更覺得一室生春。公展先生是要聞主編。他的工作緊張，很少時間可以隨便談天。我與商報舘，有三四年的歷史關係，各種文章寫過篇數不少，從來沒有支過一文稿費。但當時我從梵皇渡到租界，幾視望平街和我的老家一樣。可以想見布雷先生當時對靑年們吸引力之大。

民國十六年國府定都南京。布雷先生由浙江省政府秘書長調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當時我在宣傳部服務。中央黨部由鐵湯池遷到成賢街。我們的辦公窒，只隔一個天井。當時他住在鐵湯池丁公舘。其臥室原為張靜江先生所居。門口貼着很大的字條「張主席……」因張先生很少來，故那年整個夏天，布雷先生始終住在那幾間房內。當年八月，時局發生變化，記得有一次紀念週，平時每次出席的幾使如胡漢民、戴季次先生等都缺席。臨時拉了一位鄧澤如先生做主席。他一口廣東話，臺下懂的人很少。從那天起，中央許多重要的人，連袂離京。謠言繁多，人心也隨之浮盪。當時布雷先生還住原處。他的情緒不甚安定，且染了重性感冒，臥牀數日。那時正在八月中旬，天氣酷熱。我每天上下午都去為他照料。有一天我對他說，我們也可離開了。他沒有作聲，第二天下午，我在宣傳部借了一輛汽車，開到丁公館門口。把他的行李裝在車內，陪他同車到下關。當時車站秩序已經不好。我們沒有買票，便擠進車廂。在一個二等車廂中，兩人對坐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上海，我陪送他到新閘路公舘。

民國二十一年冬天，布雷先生由上海去漢口，大概是去擔任侍從室的事。我和公展先生各另有事去漢口謁見總裁。我們三人同坐長江輪。由上海到漢口，當時大菜間乘客不多。我們在船上，三天四夜，眞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輪船經過各碼頭，除非探夜，我們都上岸去盤桓。那天月色皎潔，我們在甲板上，盡量欣賞大江的景色。到漢口後，布雷先生即到武昌去，他只和我們逛過一次黃鶴樓。楊暢卿先生常在晚飯後找我們談天。從那時侯起，布雷先生全部時間集中在侍從室的工作。

西安事變一段時間。南京在極度的憤怒情緒中。布雷先生當時的神情，特別的憂傷與沉鬱。有幾位與他接近的朋友，深恐他以身殉領袖。我們幾位至友，相約輪流陪伴他。我當時在中央日報，雖然晝夜緊張，然終設法騰出若干時間去陪他。在當時，相見時多半是相對無言。那年年底他隨總裁到奉化去。當時東南日報新厦落成，我從南京去杭州參加盛典。第二天總裁由奉化到杭州。布雷先生同來。我們在大華飯店邂逅相見。後來屺懷先生搬來同住。本來我想當天離杭。他慇慇留我多住一二日。在那幾天中，他陪我遊靈隱、遊西湖、還遊一次天竺。那幾天中眞是相見如平生歡。可惜我不能久留，匆匆離杭回京了。

抗戰起後，我在當年十月末奉派去歐洲，當時預定的行程，是先到意大利，經巴黎到比京白魯塞爾，（時九國公約會議將開會）再轉倫敦。我離南京那天為時極早。後來知布雷先生做了幾首詩送我。詩柬送來時我已動身。後來輾轉寄到羅馬。中間有一句「君是中華瑪志尼」。我離開香港。在船上沿途聽到抗戰軍事的敗訊。到倫敦時，正是南京臨危，政府播遷。海外各使舘與國內不通消息者，達半月之久。二十七年二月底，初接布雷先生從漢口寄倫敦的信。記得信中有江南千里，公私塗炭之語。後來來信囑我留歐到冬天再回國，但我因公私迫促，在四月間即離英歸國。五月十三日由香港飛漢口，住在法租界一家外國旅舘。晚間布雷先生特由武昌渡江來看我，相見唏噓，幾如隔世，兩個月後，我由長沙經漢口飛渝。在機場遇到警報，我在武昌路途不熟。當時只得乘原車到胭脂坪布雷先生辦公處。詎下車已屆緊急警報。那天敵機集中轟炸胭脂坪侍從室。防空洞中電燈泡紛灰震落如雨。警報解除後，知左右鄰居皆中彈。布雷先生臥室窗格皆墮落。當時日本同盟社謠傳我們兩人都在武昌炸死。我因趕乘飛機，出防空洞後，無言握手而別。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布雷先生五十生辰。前幾日他和我商量，他想避開一二日。我當時住在領事巷康心之先生公舘。地方幽靜而寬敞。我邀他到我處住兩天。他深為贊成。壽辰前夕下午，他便移居領事巷。我事前商得康先生同意，在我臥室裡間套房為他預備臥具。事前我為他準備請客一桌，在麼寓餐室佈置一簡單壽堂。我撰書一壽聯，懸在堂內。高燒紅燭一對。錢新之、葉琢堂兩先生各送大花籃乙隻。晚餐時座客到者，于先生、葉琢堂、張季鸞、錢新之、邵力子、吳南軒諸先生及康氏昆仲三人。晚餐後，有人提議今夕應陪壽翁雀戰。因知布雷先生不僅抗戰後從未作此消遣，離開記者生活後即絕少有此娛樂。當時新之先生酒酣，提議張季鸞、邵力子兩陪先生與我壽翁入局，說是四位新聞記者打麻雀。更推老記者于先生觀戰。我們一共打了八圈，布雷先生對「自摸双」與「四五六」，仍感極大之興趣。八圈旣畢，時間尚未過午夜，我們復吃咖啡談天。布雷先生當天的神情，眞是和諧而愉快。多年來我沒有看見他那樣輕鬆而活躍。我們回到臥室，再談一回分別就寢。第二天早晨朱騮先先生來賀壽。布雷先生說不好了，這裡也不能安居了，午飯後便回美專街照舊辦公去。

布雷先生從政二十年，比較他從事記者的時間，要超過一倍。但在他二十年從政中，我們從旁窺見他的內心，實時時不忘重理舊業。他對新聞界中朋友，隨時鼓勵不要離開自己的崗位。在民國二十九年秋間，我因接受監察院之聘而脫離中央日報。那年九一節，他特為寫一封長信給我，為我離開報舘而惋惜。為當時戰時首都少一個新聞從業員而歎息。抗戰勝利後，他時時總想回到上海去做記者。三十六年間我辭去江蘇監察使，專辦新聞報。政府明令發表之日，他由南京特為寄書對我道賀並致其欣羨。書中說：「兄今眞為獨立與自由之記者矣」。勝利後他偶到上海，常常召集申、新兩報同人談話。尤其對申報的各部編輯人，且分別談話。他對新聞事業興趣之濃厚，與認識之眞切，當世眞無幾人。新聞記者與政治生活，距離過近。然而從政過的新聞記者，常想回頭當記者。這是我們數十年中所熟聞而親歷。布雷先生從政的二十年中，真是參加高級政治 High Politics。其於政情宦海之內容，較任何人知之深切。他知我的個性最深，我的素性不覊，他是最優容我的一人。對他二十餘年的親炙，使我對宦情索然。他始終期望我做一個獨立自由的記者，眞是我生平最深的知己。

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終想替他解憂。後來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憂，是無法解除的。因為私憂可以解除，公憂是難於解除的。布雷先生終身之憂，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而終朝戚戚的，是天下國家之憂，他憂天下國家之憂，他憂領袖之憂。天下國家之憂無窮。領袖之憂亦無盡。仁人君子又豈能有一日之歡。記得珍珠港事變那一天，陳芷町先生在電話中與布雷先生談話。談到今後時局，在電話中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當時重慶的興奮，這一聲歡呼可以代表一切。大家認為天下大勢從此定矣。但是布雷先生當時便蹙額說：「且慢高興，問題正多着哩。」這兩句話，正是籠罩了抗戰後期的種種。「君子有終身之憂」。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寫照。他的憂時憂國，可絕不是消極與悲觀。此在他許多遺書中可以窺見。三年前今日。我由上海趕去南京，在車中作聯哀輓：「血淚伴忠魂，江山無恙；死生關大計，社稷有靈。」在他逝世三週年，我們對於江山社稷的信念，格外可以堅强而無疑了。

關於布雷先生的行誼思想，可以寫的地方太多，但我認為寫歷史寫傳記，應該離哀當時的環境，愈遠愈好。忠於時代，忠於歷史的人，對我這個意見，大概可以同意罷。今天布雷先生三年之喪，已屆終了。上面拉雜所書，僅僅三十年來幾件私人間印象比較顯著之事。也是生死患難中一段重要因緣。然而此中消息，有不止朋友悲歡離合之情。三年來我在午夜夢回時，在曉窗殘月時，時時神遊此境。拉雜書此，敬對布雷先生，重訴生平！

（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新生報）

沈旭暉：《致狼書：只要我一息尚存……》給梁振英的信（二之一）

Dear CY

月前，Roundtable 成員分別與你和唐英年先生舉行閉門座談會，由於你們明天均舉辦競選活動，我希望就此交流一些粗淺的見解（下篇《致豬書》稍後刊登）。如你知道，我對你個人很佩服、對你在媒體的形象感到同情，而且你提出的「內交」概念，對我的國際關係研究有所啓發，這是不可能從唐先生身上得到的。然而說到為你公開站台，身旁再欣賞你、再討厭唐先生的青年也難以接受，若有權投票，似乎最終傾向還會相反，究竟這真是「既得利益者和反對派裏應外合」，還是這些年來，你有你的盲點？

Roundtable 的數千會員自不可能達成共識，但我接觸的核心成員觀感大致相同，但願你能消除大家的疑慮。

1 第一害： 超穩定結構

媒體常以「兩害相權」形容特首選舉，而我深信目前香港存在兩個令人擔憂的結構，才是真正的「兩害」。第一害，我們稱之為政治經濟的「超穩定結構」，就此筆者曾有文章剖析，不贅，但不妨再復述一系列問題：什麼原因導致香港成為全球最貧富懸殊的發達經濟體？為什麼領匯和百佳是仇富的圖騰？為什麼地產商在內地與美國都沒有香港的影響力？為什麼就是虧蝕，也必須讓基金經紀投資強積金？為什麼美國的編輯可以年薪百萬，香港的只能勉強超過十萬？

問題成百上千，但答案萬法歸宗：香港最能致富的職業只有兩個：依附地產商和從事金融投機，它們分別製造了一個純粹基於業績和數字運作的金字塔，主導了整個社會的上向流動。

最上層的人愈是要當「仁慈的獅子」，遊戲底部的人為了自力更生，只能愈狠，而當地產與金融兩大霸權合二為一，香港的財富高度聚積在極少數人手中，他們就壟斷了設計遊戲規則的能力。說「官商勾結」對官員是不大公平的，只是政府早已沒有能力改變遊戲規則，只能做紓緩治療，變相成為整個體系的公關。

2 第二害： 去普世結構

另一害，我們姑且以「去普世結構」命名。記得小時候，政見保守的輿論只會以「時機未成熟」等理由，解釋香港民主化的緩慢。但近年在一些群組當中，這已經由一個「快慢」的狹義問題，變成「應否」的價值觀問題。

這派朋友相信近年興起的「中國模式」，認為世上根本沒有普世價值這回事，普世價值、全球化等都是西方強加於其他地區的陰謀，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必須以符合中國傳統重視「整體社會利益」的方式管理。根據這派觀點，回歸後，特區政府受制於普世價值的框架，施政畏首畏尾，對社會不和諧元素一籌莫展，不顧大局，這樣下去，會很快被其他城市超越……

這思維是極危險的，邏輯延伸下去，言論自由若影響到「社會整體利益」，自然也應以「大局為重」原則協商；三權分立制度可通過法院影響社會建設，自然也是應堵塞的「漏洞」，香港所有優勢就蕩然無存。這絕不是空中樓閣的理念問題，同時也是溫飽攸關的民生問題：沒有了核心價值，香港還有何競爭力？很多僱主因為對內地的價值觀、法治精神和行事習慣與國際基準的距離，才以較高價錢聘請香港畢業生，若我們自毀長城，多建十條大橋也得不償失。

3 「第一害」與豬

你的民望領先，明顯因為唐先生不知民間疾苦、對基本概念也欠掌握，大家因而相信狼比豬瞭解「第一害」，而且因為較少利益瓜葛，有可能改變那體系。

事實上，唐先生的政綱始終沒有觸碰那結構本身，提出的小恩小惠只是公關費，一天結構尚存，就是再提出數碼港，也會淪為地產項目；就是政府擔保中小企融資，也會像強積金那樣便宜經紀和銀行。

不過唐先生其中一句黎明式金句卻暗含玄機： 「出生不能選擇、但革命路線是可以選擇的」。他有一個優勢，就是承諾的變革會得到重量級支持者全力配合，但不獲權貴信任的你，開的只是空頭支票。基於民意的壓力，我懷疑到了後期，你的民生政綱九成都會改頭換面出現在唐先生的政綱上，而他有「人緣好」的可行優勢，只要找幾位富豪出來自願繳交變相畢菲特稅（捐款）、安排一些支持者對地產霸權自我批評、對領匯發話狠批，相信香港人會認為他的變革才是可望可即，民意會開始逆轉。

因此，假如你真的認為「假戲真做」是勝出小圈子選舉的法門，不可能只專注民生、或只靠發泄式的「反欽點票」，而必須顯示在核心價值的層面也接近民眾，並接受三權分立、公民社會的制約。不幸的是，朋友大多認為你和團隊代表了「第二害」的潛在危機，而且愈是了解政圈的人，憂慮愈深。我不認為這是空穴來風。為什麼？

4 「第二害」與狼

兩年前，劉迺強先生發起《香港再出發宣言》聯署，你高調參與其中，當時我們也收到邀請，朋輩評語是：簽了萬劫不復。這不是因為那句「愛國等於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教人意外，反而是「香港深受移民社會的過客心態、西方自由思想及個人主義的影響，對社會整體利益，尤其是長期利益不夠重視」這類理念，令人深感不安，因為以「社會利益」之名凌駕「個人主義」（其實是個人自由），正是「第二害」的核心精神。「西方自由思想」自有其缺點，需要政府的角色調控，我們自然要有公德心，但當這角色由經濟轉到政治層面， 「自由」成了需調控的「個人主義」， 「社會整體利益」凌駕程序與理性，怎辦？

我是反對台獨的，但也記起劉慧卿「從良」前，在台灣群策會論壇說「尊重台灣人民選擇」，被愛國人士歸類為「支持台獨」，不讓她辯解即基於「社會利益」將之標籤成台獨分子，乃至要報警處理。如此上綱上線，明顯超越了尊重證據的底線，但不見你如今天般斥責媒體「斷章取義」，卻見你在一片肅殺中要求與劉女士辯論，據說這是她一生承受最大的政治壓力。在過去十年，香港無數公眾人物被抹黑，但除了為這次選舉，不見你為任何一人仗義執言，我不明白，正如我不明白何以在你的一些支持者眼中，成名教授發表意見就被上綱上線到「要校長不讓他誤人子弟」，梁美芬教授同樣對爭議議題發表個人意見，卻成為英雄。

香港有數名政圈公認的你的重要支持者，常批評兩屆特首所用非人，因為「種種原因」，政府積弱，沒有做到人心回歸，所以應該選一位強人，先解決房屋問題取得民望，然後強政厲治，令反對派、「廢青」不能再拖累經濟發展。我也希望政府有效施政，但若以「大局為重」的敵我矛盾看待「反對派」，我不認為是「社會整體利益」所在。「去普世結構」的遺害，在替補機制提出「落敗替補」這有違常識的方案時已全面展現，在評論界，它僅有的支持者，都是你的支持者，我們正是拜讀這些比林瑞麟更露骨的「大局為重」的高見，深感香港核心價值備受挑戰，才牽頭發起過千青年學人聯署反對。他們並非泛民同路人，包括在內地與海外一流學府的精英，你應深知，卻被你的同僚貶作「撒豆成兵」。

5 我們的憂慮：誰來定義「君子」、「學術」、「社會整體利益」？

我原來相信今天的你，不會受上述路線影響。但你的競選活動啓動後， 「去普世結構」的黑影卻不斷浮現。當你強調特首選舉應是「君子之爭」時，我就開始警惕：哪怕是選學生會，也不可能純粹比併理念；你也知道究竟什麼是「君子」，正如什麼是「社會整體利益」，從來不是有客觀準則的科學語言，只能由掌握話語權的人定義。當你的支持者大舉在文章為你叫屈，其實是在爭奪「君子」的話語權，從而把「偽君子」或「小人」的帽子扣在對方身上而已，他們是否君子， 「公道自在人心」。假如你日後以「好人政府」為口號，批評你的都成了「破壞社會整體利益」的壞人，怎辦？在法治社會，訴諸章程規例、程序理性、精準定義，而不是泛道德化、泛政治化的空洞口號，才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你的支持者私下說，女記者不斷追問令你尷尬的問題，你不滿，有何大不了？問題是質疑記者的動機，不是政治家應有的態度，政治家只應談事實。

我們最擔心動輒談動機的誅心之論，就算記者有動機，基於事實的疑問仍有回應價值，正如泛民成員怎可因為《文匯報》的動機而罵記者？這令我想起去年我在香港提出「次主權」概念前，已在一流國際學術刊物發表五年，也獲不少內地學者認同，唯有你的支持者定性為動機是「配合曾蔭權在菲律賓人質事件挑戰中央主權」的「假學術」；不同觀點的火花自然無妨，但判斷什麼是「真學術」，正如鑑定誰是「君子」，恐怕在地球，只有你的同僚，才有那份氣吞山河的氣勢。後來我以同一「偽學術」理論分析何以威海衛能容納令堂纏足，卻被你的團隊邀請放在你的競選網頁內，我想，學術是否就是這樣兒戲？若這些朋友在沒有權勢的時候，已用「大局利益」、「動機先行」這類「去普世體系」操作一切，到了掌握政府，又會如何？你的個別支持者不應被看作代表你，我明白，可惜大家以往從不知道你的想法，難免令你「被代表」了。

6 第二害比第一害更恐怖

唐先生自然絕對遵從北京的意見，但從他和他團隊的往績可見，這些人起碼不會在北京沒有指示的前提下「先發制人」，把第二害路線的不同方案推陳出新。他的團隊沒有人說要檢討社會利益和個人自由的關係，唐營大亨然而比誰都清楚，香港、香港人假如連這些價值都沒有，才不能與其他城市競爭；其實硬件也好、英文水平也好，此刻上海已超越香港了。無論真心還是假意，起碼唐先生把「維護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放在政綱、掛在口邊，而且在私下場合，他的團隊中人多次向我保證絕不認同第二害路線，並對相關文章感到寒意。

朋友大多深信狼比豬認識第一害的禍患，卻擔心根據實際情况，你處理第一害時很可能得不到支持、只能虛晃一槍。原來這也罷了，但一旦到頭來啓動了這機器，累積了高民望，用在政治層面上，第二害就會失控。

套用周一嶽局長的「潮詞」， 「如何喜歡你，如何結識你，只要我一息尚存」，也絕不會接受那套模式變成香港的常態。畢竟第一害不是第一天出現，但失去了香港核心價值，則不可能追回來。我希望中國模式的去普世體系不是你的路線，但等了很久，始終不見你正視，引用你的支持者近來最愛說的一句， 「這不是親痛仇快麼」？

7 結語： 「豬狼化」還是「狼豬化」？

說到底，誰當特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明白到自己的不足，何况豬和狼最大的缺失所在，恰巧都是對方的優勢。若豬在處理第一害時「狼化」、狼在防患第二害時「豬化」，那樣無論是誰當選，這都是一個好的公民教育過程。假如你在未來日子證明打擊第一害的可行性，對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給予肯定，表明「去普世結構」的主張不代表你，說清楚你是否支持那些明顯有違港人核心價值的言論，我肯定身邊有不計個人利益的熱心人，會以行動支持你成為特首。但假如你未能釋除疑慮，而唐先生的民生政綱在未來數月，又山寨到與你等量齊觀，你的不少支持者卻很可能取豬捨狼。以上不全是泛民、民間團體的思想，基於我的成長背景，在Roundtable 以外的朋友大多是傳統精英、開明愛國人士，包括好些青年選委，大家的憂慮是一致的。究竟是「豬狼化」還是「狼豬化」，我們期待未來數月的演化。

關於明天你的青年論壇，Roundtable 作為智庫和NGO 網絡，有包括慈善團體在內的不同註冊，為了維持評論的公信力，是不能出席任何競選活動的；而根據選舉指引，這活動算在競選經費、出席人士被要求簽署支持表格， 自然是競選活動了。

Roundtable 的主要負責人及員工（哪怕是以個人身分）參加相關活動同樣是不合適的，除非停職、退會或經正式申請獲准，否則瓜田李下，對組織有不負責任的騎劫效果，我想你是理解的；至於有意參與的友好，我們一直有按其意願轉介給各營。

感謝你的信任，邀請我們參與政綱研究工作，而唐營也有同一邀請，我們會樂於分別提出詳細意見，目的正是希望「豬狼化」及「狼豬化」，我想，在小圈子前提下，這才是這場選舉最有價值的結局。

Yours,Simon待續下篇《致豬書》

沈旭暉
明報 2011-12-18

東方太陽聯合社論：今年花落顏色改 明年花開復誰在

剛過去的星期日，是香港入冬以來最冷的一日，天氣冷，選情更冷。儘管建制派的兩名特首參選人競爭激烈，儘管泛民主派也有兩名特首參選人插科打諢，今年的選委會選舉依然波瀾不興，投票率只是與上屆相若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在二十幾萬擁有投票權的選民中，只有六萬五千人出來投票，平平淡淡，冷冷清清，也無風雨也無晴。

眾所周知，選委會全部以功能組別為基礎，認受性本來已經不高，加上投票率嚴重偏低，整體代表性更是令人質疑。而最荒謬的是，今次選舉結果竟與民意背道而馳，民望一直偏低的唐英年陣營明顯佔優，而民望遙遙領先的梁振英陣營卻處於下風，這除了凸顯小圈子選舉的不合理不公開不公平，亦令人對明年特首選舉不敢抱有任何期望。

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值得一提的是，泛民主派今次成績超乎理想，連同立法會議員的當然議席，總共奪得超過二百個選委席位，幾乎肯定可以獲得足夠提名正式參與明年的特首選舉。反而建制派的梁振英在同一陣營明槍暗箭的狙擊下，是否能夠成功「入閘」，成為一個頗大的疑問，正如有人所說，這個結果實在「令人心寒」。如果梁振英無法入閘，明年的特首選舉變成唐英年鬥泛民，結果勢必一面倒，這種選舉除了為市民製造笑料之外，毫無意義可言。本報早前預言，在北京背後發功和小圈子選舉之下，民望較高的參選人很可能落選，最終入主禮賓府的將是民望較低的那一個，恐怕不幸而言中。

事實上，梁振英剛開始「備選」時民望並不高，但隨着他與唐英年一輪「近身肉搏」後，很快便後來居上，且愈升愈有，多項民意調查均顯示，梁振英的民望遠遠超過唐英年。本報周日進行的票站調查也顯示，即使在小圈子選民之中，梁振英的支持率亦有將近四成，大幅領先不足一成八支持率的唐英年。這足以證明，梁振英的能力及政見得到市民普遍認同，其「穩中求變」、讓各階層「恰如其分」地分享經濟成果等主張，迎合了中產及低下階層的訴求。

反觀唐英年雖然獲得工商界大力支持，組成顯赫競選陣容，惟並沒有起到「眾星拱月」效果，反而惹來「官商勾結」的質疑；加上其陣營打壓對手太過着迹，令人反感，以致民望每況愈下。實際上，唐英年出任高官多年，不僅能力一直備受懷疑，而且經常出言不遜惹起爭議，如果香港有普選，港人可以自由選擇，以唐英年如此不堪的民望，根本不可能得到選民支持。

只可惜，在香港的政治現實和小圈子選舉制度下，絕大多數市民對特首選舉無權置喙，只能任人擺布。怕只怕一個缺乏民意支持的特首，施政必定寸步難行。君不見，董建華及曾蔭權當初均以高民望上任，但很快便一瀉如注，結果一個中途「腳痛」下台，一個淪為跛腳鴨苟延殘喘，若下屆特首以低民望上任，下場會是如何，可想而知。天下之事，以為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香港問題千頭萬緒，外圍經濟陰霾密布，下屆特首要面對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種種巨大挑戰，這又豈是一個能力低下、民望低沉的弱勢特首所能勝任？有人斷言，如果香港再折騰五年，蹉跎五年，肯定「一鋪清袋」，這並非危言聳聽。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由於二○一七年將普選特首，明年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的絕唱，亦是北京能夠操控的最後一次機會，若真的為香港着想，理應認清形勢，讓參選人公平競爭，憑民意定輸贏。否則，若最終賽果違背主流民意，不僅將為港府施政帶來重重障礙，還會連累建制派，北京的誠信也必然受到嚴重影響。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北京已為港人選錯了兩個特首，難道還要繼續錯下去嗎？再說，北京今次能夠操控一千二百位選委的小圈子，但日後能夠操控七百萬港人這個大圈子嗎？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選和二○二○年的立法會普選，才是見真章的時候，到時候建制派「一鋪清袋」又何足為奇。試想想，當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統統落入外國勢力的代理人手中，當年英國人「主權換治權」的圖謀實現，香港出現第二次「回歸」重新淪為「殖民地」，北京除了擁有徒具虛名的主權之外，還剩下甚麼呢？

市民不服 香港必亂

當然，香港重新淪為「殖民地」也未必是一件壞事，既然「港人治港」失敗，換洋人或洋奴治港，說不定香港否極泰來，由大亂走向大治，恢復昔日的輝煌。可悲的是，當年鄧小平曾說過「不收回香港，對不起後代子孫」，並為香港回歸訂下了「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偉大構想。詎料演變到今天，「港人治港」荒腔走板，「五十年不變」成為空談，若鄧公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金甌似圓實缺，回歸似有若無，這不僅是香港人的悲哀，也是所有中國人的悲哀。

春秋時代，魯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答：「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特首選舉，必須推舉正直為公之人，捨棄曲枉自私之人，這才是長治久安之策，否則，市民不服，香港必亂。更何況，下屆特首肩負承前啟後的重任，不僅關乎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也關乎「一國兩制」的成敗，早前北京官員表明下屆特首需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愛國愛港，二是有能力，三是高民望。不知這三個條件是否還算數？

東方太陽聯合社論 2011-12-13

鄭赤琰：公民黨須如何檢討？

區議會選舉前後，連串不利公民黨選情的消息甚囂塵上。公民黨似乎也有所感覺，在其覺得不利選情的議題上，均曾有所辯解，例如港珠澳大橋案和外傭案。對於前者，該黨解釋只為環保，別無他意。但朱綺華婆婆有無這種識見啟動司法覆核，卻無法作出令人滿意的交代；及至朱婆婆自爆受人慫恿的消息傳開後，該黨更沒有一個好說法，令觀者也為之尷尬。

至於後者，該黨則說這場官司的目的不是為外傭打開居港大門，而是出於公平公正看待外勞、不容種族歧視。這番話正義有餘，卻無法排解打工仔或須面對大批外勞搶飯碗的憂慮。儘管該黨黨魁再三說明，不會有大批外勞搶着來港，這種說法是一種抹黑。

然而，所有說辭顯然不能為該黨解窘，令致該黨自創黨以來遇上最大的選舉滑鐵盧。

遭人質疑誠信

公民黨在是屆區選所得的成績——派出四十多位候選人，只得五人當選，連民主黨過檔過來的美孚一席也未能連任；還有該黨猛將如陳淑莊、湯家驊、黎廣德均告敗北，總得票還比不上泛民小黨民協……。所有這些，不由你不認失敗。

本來，勝敗乃兵家常事，要緊的不是自我舐傷口，而是自我檢討，找到失敗的原因，然後對症下藥，不能重蹈覆轍，便會有低處回升的機會。

這道理很顯淺，可是就該黨選後的一舉一動來看，顯然還看不清自己的敗因。

依筆者觀察，公民黨在區選前最大的敗筆，是其誠信讓人質疑。

誠信也者，最重要的是不能說一套、做一套。這種情況當事者可能迷不自覺，旁觀者卻是洞若觀火。

就以重大事件來看，對於特首選舉為例，之前才派出梁家傑高調參選，轉眼間卻又以反對「小圈子」選舉為名，大動作啟動「五區公投」，把功能選舉數落到一無是處，什麼反民主、反人權、反正義……，能夠醜化的語言都用上了；同時還把支持功能組別選舉的人罵成缺德無良。

欠缺「遠見」言行不一

如果當真把「小圈子」選舉看得那麼罪大惡極，如果自己一以貫之堅守這種道德立場，旁觀者便不會質疑之前才參與特首「小圈子」選舉，轉瞬間竟又將其貶到一文不值，連沾上的人也要負上罵名。這做法不但叫人感到該黨領導人既欠缺「遠見」，也欠缺誠信，即前後言行不一。

第二個事例之所以令人質疑該黨誠信，反映在司法覆核的事件上。如果該黨當真認定司法覆核屬於司法正義、大是大非、責無旁貸，那麼大可自己去馬，不應假手他人。即使認真考慮後，認為假手他人可有社會正義加分的效果，則不能粗心大意，不要給人一眼看上去便看出破綻。像「找來」朱綺華婆婆，一出庭，人們便有懷疑 ——一位長者而又非專業人士，竟能有這麼高的法律和環保認識！

別人能有這般觀感，公民黨人更應有先見之明，只要稍加演習一番，便知難保不出情況；最後，果然給朱女士爆料。

質疑最力的還是一眾媒體，誰人主使？代表律師有無公民黨授意？為什麼要假手於人？為什麼公民黨要與此案劃清界限……，一時之間，叫該黨愈描愈黑，無法自白，作為一個黨或一個公眾人物，這是很傷的。

第三個事例也令人感到該黨黨人的行事方式與公民黨的名稱名不副實。

事件有見於該黨最近一次黨領導層的交班選舉。

本來選舉對於一個自詡為民主獻身者來說，勝敗應看得很開，應守的本分不是輸贏的問題，而是堅守民主的自由、公平、合情合理的選舉原則。

想不到有人在是次選舉中，把黨的領導層全綁在一起，成為他當領導的影子班子。這一招無疑要置對手於「孤家寡人」的窘境；而投票的結果卻並非想像的那麼一面倒，還有人沉不住氣，在《信報》撰文為此大抱不平。

這事的敗筆，是公民黨以公民冠名，公民也者，是不要為什麼宗教、種族、派系自我畫地為牢，應一視同仁，當視彼此為公民，不要有歧視和偏見。想不到的是，這場黨領導選舉有人要綁人、有人卻願被綁；叫人納罕的是，為什麼眾多有識之士，還是法律高手，竟然無人及時打住這樣的選舉遊戲，怪矣哉！

須認清檢討方向

上述的事情均發生在今次區選之前，看到該黨選舉如此「業績」，檢討之聲黨內外風傳，可是選後的第一個面對的選舉是特首選委選舉。

原以為該黨不屑這種「小圈子」選舉，恰好相反，該黨有人不但再度參與，而且在大專界、工程界等派出黨的頭面人物，還以一張名單列出十多二十多名候選人。

問題是，同一張名單的學者是否不介意與公民黨人綁在一起？又或是公民黨有無事先就這點提醒他們？又或是這批非黨員的學者有無想到掛上政黨人員的組合，可以是政黨介入大專的政治敏感問題？在大學生眼中又有如何觀感？

這些都不是簡單一句「個人和政黨可有不同身份」便可以撇清的，因為你有政黨附身，他無政黨相隨，以泛民自恃在大專有不少支持者的情況下，對沒政黨相伴的候選人是否公平？

總之，自創黨以來，公民黨的作為很多時令人感到擔心其誠信，問題便是如上述案例那樣，往往出現言行不一。公民黨須大加檢討的，莫此為甚！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財經新聞2011-12-09

東方日報：港男愛偷食 平均擁16性伴

港男港女偷食情況遠超鄰近地區。一項全球性調查發現，近三成受訪港男曾對伴侶不忠，亦有一成六受訪港女曾越軌，情況較內地及台灣嚴重。而本港男性平均擁有性伴侶多達十六位，女性亦平均有四位性伴侶，數字令人震驚。負責調查的機構分析，不忠行為隨時會陷入性病甚至愛滋病危機，不少港人不知不覺已成為高危一族。

今日是世界愛滋病日，安全套生產商杜蕾斯今年九至十月期間，於亞洲、歐洲、美國、澳洲等全球三十六個國家進行「全球優質性生活」網上調查，合共訪問逾二萬九千名十八歲以上人士，當中包括五百零八名港人。

港女多被普通朋友破處

調查發現，兩成九受訪港男曾對伴侶不忠，較內地的兩成二、印尼的一成三及美國的一成為高，充分反映本港偷食文化嚴重。

而偷食行為不只限於男士，調查顯示一成六受訪港女曾有不忠行為，相比內地、台灣、印尼亦高出三至十個百分點，多名受訪港女更指，首名性伴侶只屬普通朋友關係，雙方認識時間不長，可見其思想開放程度。

調查又發現，港人性伴侶數目令人咋舌，調查以自發生首次性行為起計算，本港男士平均性伴侶多達十六人，女性亦平均有四位性伴侶。

青頭仔用金錢換取性愛

近半數本港男女首次性行為更是「不設防」，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愛滋病及性病的措施，而不足半數受訪者與對方發生首次性行為時，是處於穩定的男女關係，近一成男士更是以金錢換取首次性行為，對性病及愛滋病的警惕度非常低。

港人性觀念雖然開放，但是性知識卻十分貧乏，不少受訪者對性伴侶並不了解，近四分一更不清楚伴侶有否患過性病。

杜蕾斯發言人指，調查反映港人欠缺預防愛滋病知識，有需要提升港人對愛滋病的認知及風險。

東方日報，2011年12月01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11201/00176_068.html